從脫鉤到合作，拜登可能會給中美關系帶來哪些變化

今年的美國大選，簡直比看世界杯還要刺激。

11月3日（大選日）那天，社會公眾和不少媒體還一度以為川普會穩贏，結果萬萬沒想到，拜登一路逆風翻盤，先是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翻藍，接著在佐治亞州、賓夕法尼亞州等繼續一路領先。

其中，截至當地夜晚7時，享有20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州目前已統計了98%的選票，拜登反超后領先0.3%；享有16張選舉人票的佐治亞州，目前統計了約99%的選票，拜登以3911張選票小幅領先。

△拜登距離當選僅剩6張選票，但最后的結果還未知。

不過，就在剛剛，大選又出現戲劇性一幕，在佐治亞州務卿宣布該州重新計票后，美聯社發布最新消息，賓夕法尼亞州可能也將重新計票。雖然全世界都焦急等待著最后的答案，但從現狀來看，我們還是得耐心等待幾天。

在大選出結果之前，"爸爸真棒"特別向我們的老朋友，哈佛大學博士，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魏陽請教，如果拜登當選，將會給中美關系帶來哪些變化呢？

魏陽

“爸爸真棒”專欄作者，哈佛大學博士，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

*本文為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爸爸真棒”

1979年，37歲的拜登第一次來到中國，會見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

他日后回憶：鄧小平對中國國家安全——特別是蘇聯的軍事威脅——的擔憂，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拜登代表美國與中國交往的開始。

2001年8月，拜登再次訪問中國，這是他作為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第一次率團出訪外國。

他此次出訪的目的是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拜登可能沒想到，入世將給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帶來怎樣的經濟騰飛。

據拜登的助手回憶，拜登告訴江澤民：“美國歡迎一個繁榮、一體化的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崛起。”美國希望看到一個融入國際社會，符合國際規則的中國。

十多年后，當拜登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發表演講時，依然聲稱：““我不知道聽到中國正在打敗美國這種說法有多久了，但我想要中國成功，因為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符合我們的利益。”

彼時的美國政府繼承了尼克松時代以來對華的“接觸”政策，積極推動與中國的外交、經貿、文化交流，同時在其他問題上也持批評態度。

從2011到2012年，作為奧巴馬政府副總統的拜登，先后八次訪問中國，與當時的中國副主席習近平會晤。他的任務是更多的了解這位中國未來的領導人，找到中美關系的新構架。

在奧巴馬總統看來，沒有人比拜登更適合這項任務。他這位副手在數十年的政壇生涯中，儼然已經成為外交領域的專家。拜登在自傳中寫道：“我對這個世界以及美國在其中地位的了解，比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多。”他強調“外交中的個人親密關系”。

拜登在外交生涯中，會晤過一百多外位外國政要，形成了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風格。他相信，了解別國的領導人，與了解其國家同樣重要。

據前奧巴馬外交政策高級助理本·羅茲(Ben Rhodes)回憶：“拜登在打電話時，會像個‘與選民交流的’參議員那樣，在頭幾分鐘里只談論對方的生活，他們過得怎么樣，他們的家庭怎么樣。”

在與習近平的會晤中，拜登持續了這種外交風格。據報道：兩人在八次會面中深入交談、一起散步、還在四川一座中學一起打了籃球，私下共同進餐時間超過了25小時，在場僅有翻譯陪同。

拜登的翻譯抱怨說，拜登常常引用晦澀的愛爾蘭語詩句，讓翻譯十分困難。這些交流，讓拜登了解了中國“。

在今年5月的《紐約時報》采訪中，拜登回憶起這次訪華經歷。他說他的目的是與中國建立“一種競爭性的關系，同時避免形成爭斗的、以武力為基礎的關系”。根據BBC的報道，在2019年拜登聲稱：“他們【中國】不是壞人……他們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這些經歷讓拜登在2020年的大選中，遭到了特朗普的攻擊。他被指責為“中國的傀儡”。拜登家族與中國復雜的商業聯系也被特朗普陣營當作出賣美國利益的證據。

面對壓力，拜登開始在競選中采用對中國更強硬的立場，甚至指責特朗普政府向中國的示弱。研究美國的中國學者，已經習慣了美國在大選期間對中國的抨擊。

“在當前氛圍下，誰對中國軟弱誰就會丟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韋宗友說。學者認為，大選時期對中國使用強硬措辭，是候選人一貫的策略。

可當選后，新總統往往會采取更為務實的外交路線，推動與中國的互惠往來。但是，也有學者擔憂，拜登可能真的比特朗普更難對付。

人民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時殷弘認為：美國國內的壓力，會促使拜登對中國采取更強勢的行動，從而增加發生軍事對抗的風險，而這是特朗普一直試圖避免的。

那么，拜登的當選，將給中美關系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縱觀拜登的從政生涯，他似乎始終身處民主黨的主流之中，既無大功，也無大錯；極少出現特別出格或激進的言論。

在今年的選舉中，他被視作一個調和民主黨溫和派與激進派（比如桑德斯）的中間人物。多年的外交生涯，為他獲得了老成、穩健、務實的聲譽。

拜登不大可能會為民主黨政府帶來革命性、突破性的變化。這也許恰恰是他的優勢——與特朗普相比，拜登顯然是更加可以預測的總統。就年齡來說（選舉年已經78歲），拜登競選連任機會渺茫。

作為一個過渡性的人物，穩健似乎并非壞事。

自２０１９年以來，拜登通過競選綱領、集會講話、辯論、以及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等方式，闡述了自己的外交理念。這些理念與特朗普有較大區別，與中國有關的大致如下：

第一：特朗普強調“美國至上”和“唯利是圖”的原則，將美國拉回孤立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窠臼；拜登則爭鋒相對，重提美國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價值觀，號召重建美國的“領導力”，重返國際舞臺。

拜登一旦當選，會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國際組織，比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同時，他將加強美國與盟國的聯系，在國際組織的框架內拓展外交影響力。

第二：與特朗普的中美“脫鉤”政策不同，拜登將“合作”視作對華外交的選項。

在大選前的采訪中，拜登明確表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俄國才是。中國是美國的競爭者。”拜登聲稱將在公共衛生、新能源、環境保護方面與中國進行合作。

這符合拜登一貫的穩健、務實的外交風格。可以預想，拜登政府將不會頻繁使用特朗普政府慣用的“懲罰”、“對抗”措施，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出臺太多出人意料的政策。在拜登的藍圖中，中美之間的“合作”，有利于美國擴展其核心利益。

第三：拜登多次抨擊特朗普以關稅對外國施壓的方式，指出特朗普的貿易壁壘政策“失敗透頂”。

拜登認為：特朗普加稅的初衷是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結果卻是美國貿易逆差逐年上升。美國的中產階級，成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犧牲品，他們在失去工作的同時，被迫為高關稅買單。

雖然這并不代表拜登當選會全面廢除特朗普對中國施加的關稅，但是考慮到他一貫的自由貿易主張，革新之前的關稅壁壘不會令人驚訝。

第四：在2020年橫掃全球的公共衛生危機中，特朗普政府始終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企圖將民眾的視線，從本國政府抗疫的不力，轉移到外國替罪羊身上。

各式極右派團體，在社交媒體大肆宣揚對華的暴力和仇恨言論。特朗普的律師，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聲稱是中國制造了新冠病毒，并故意傳播給了全世界。

這些誣陷在美國右翼團體中激起了一定程度的種族主義情緒，導致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上升。

成鮮明對比的是，拜登和他的民主黨同事，始終避免“中國病毒”的說法。他們嚴厲譴責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的無能。拜登甚至聲稱，一旦當選，將派人到中國了解抗疫經驗。

基于不同的價值觀，民主黨政府多少會遏制由特朗普煽動的民粹排外傾向，讓反種族主義、平等與多元，重新成為美國的主流價值觀。

第五：共和黨與民主黨政策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注重美國的全球經濟利益，而后者秉承美國的全球文化價值觀。

這表現在兩黨對移民和外國留學生的不同態度之上。這幾年，美國右翼的白人至上和反移民傾向在特朗普任期內變本加厲。相反，歷屆民主黨政府則對移民持友好態度，并積極推動與外國的官方和民間文化交流。

在美國自由派看來，歡迎中國留學生，不僅能推動美國自身的科研水平，也能增強美國文化影響力，間接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積極影響。

從１９７８年至今，已經有近四十萬中國留學生來美留學。這些留美學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中國對美留學在奧巴馬時代達到高峰，卻在最近特朗普任期內，遭遇了諸多不公正的待遇，人數開始斷崖式下滑。拜登上臺后，新政府的移民和簽證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會寬松友好一些。

美國的大學和科技公司，一貫需要移民和留學生，所以大多傾向民主黨，對特朗普政府持批評態度。而特朗普政府對于美國大學和科技公司，也一直相當不友好。他在任期內，曾經以稅務為由刁難常春藤盟校。

其他如限制敏感專業學生簽證，限制工卡等政策，表面上看是與中國競爭，實則是敲打不聽話的美國大學和東西岸科技公司。拜登上臺后，這些敵視移民的粗暴政策，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對于拜登的外交政策，似乎應該持有謹慎樂觀的態度。出于國內的壓力，拜登政府不大可能驟然改變與中國的“競爭”關系；在科技領域和地緣政治方面，會繼續與中國展開競爭；在許多問題上，依然會對中國持批評態度。

與特朗普四面樹敵、唯利是圖的外交風格不同，拜登會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和與盟國的關系，加強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保持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

按他的說法，是“讓美國重新領導”（Make America Lead Again）。這要求拜登回歸美國二戰后的傳統價值觀，重新將美國打造成一個對全世界有吸引力的“山巔之國”。

對于那些重視國際貿易，肯定全球化，相信跨國文化學術交流的人們來說，拜登當選可能意味著一個積極的新階段。

轉自爸爸真棒公眾號，ID：babzhenbang “爸爸真棒”是一個K12原創國際化教育平臺，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啟發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聯系：VX（Hanzhang_Mo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