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社會階層的改變，我們今天都將目光聚焦于高考。受到帕特南此書個案式討論的啟發，我也想借此回憶一下自己大約十年前所經歷的高考。它是一段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迷茫、掙扎和選擇的旅程，然而同時也單純、樸實、相對簡單。記得高二的化學課，我們學校的一位化學名師曾激情昂揚地告訴我們：“高考是千千萬萬的考生一起，爭著過獨木橋。”

坐在50多人的悶熱的大教室里，我把玩著鉛筆，體會著她給我們描述的千千萬萬人過獨木橋的情景，腦海里想到了地鐵一號線晚高峰的人民廣場，人潮洶涌。正是從這位老師那里，我聽說了這樣一種觀點，即高考是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也是最后一次“公平競爭”；了解到這些后，我們背誦元素周期表就更努力了，做數理化題目也更認真了。

我們不僅會背元素周期表、各式各樣的物理公式、化學公式和數學公式，還會用口訣背誦從夏商西周一直到中華民國的中國朝代表，高考那年頭腦里想的古今中外、宇宙洪荒的知識，以及對這種知識熟練掌握的程度，或許已經超越了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

我記得當時每天放學前，笑瞇瞇的數學老師都會在黑板上，留下兩道難易適中的題目，讓我們回去研究；翻看那時留下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許多公式、符號，以及“數學十六字箴言” — “弄清問題，找準聯系，解后反思，增強悟性” — 這是非常好的解題經驗，想要通過高考改變人生的寒門學子，要學會謹慎地在針尖上跳舞，步步為營，踏踏實實，做好每一道題目，完成每一份答卷。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學習很多更復雜的事情，例如怎么估算自己的成績和志愿，怎么寫非常八股又顯得略有新意的語文作文，怎么在高考那三天保持平靜、全神貫注地發揮到自己最好的狀態。從高考前三個月，我們就開始持續不斷地演練，預備著那場即將開始的無聲的戰爭，想象著自己走在千萬人行走的獨木橋上。有許多人開始暗自準備，有的通過金錢買到獨門秘籍，有的偷偷參加補習班。

然而我沒有辦法阻擋對各種不可預測的可能性的恐懼，害怕不會做數學卷子的最后一道大題目，也討厭應試作文的寫法。考試前三個月，我索性向語文老師提出，我不再參加語文課的訓練。當時的自己實在是對這一整套應試教育的做法和實踐、對語文考試固定的答題規范、以及高考作文的議論文寫法，反感到了極點。我的這一請求換來了語文老師非常驚訝的表情，她告訴我，不要對自己自視甚高；如果要求退出她的語文課訓練，我必須提供由我父母簽名的報告，我自己的報告，這些最后都要經過校長簽名，才能生效。

高考的時候，面對當時的作文題目，我記得自己曾經非常猶豫。我很想寫在考場外徘徊等待的家長們，寫我自己的父親，寫高考那天早晨喚我起床的母親（高三的時候，她經常陪我讀書，一直到夜里一兩點鐘，早晨六點又起來幫我準備早餐），我想寫我眼中的他們。這場考試被賦予了太沉重的意義。父母的期盼，朋友的支持，老師的培養，這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最后三天你所獲得的一個分數。然而握著黑色的水筆的十八歲的我猶豫了，那個時刻，我想起了語文老師提供的周全的應試策略，想起她說最萬無一失的做法是寫一篇四平八穩的議論文，這樣無論如何不會出錯。

高考與美國夢的相似之處

我所敘述的高考經歷，表面上似乎與帕特南所討論的“美國夢” — 那種機會平等、每個人都能通過努力獲得成功、從而實現向上流動的機遇 — 非常相似，即便要和千軍萬馬爭奪獨木橋，但理論上寒門子弟依舊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夢想的。

高考是一場殘酷的競爭，許多孩子失敗了，也有一些孩子，順利地通過高考走到了更高的平臺。我那時候遇到的大多數同學，都生長在最普通的家庭里；我們的父母，許多都是這個社會里最最平凡的普通人，靠著微薄的薪水，省吃儉用，付出了他們的全部心血，愛惜并供應著我們的成長。

進入大學以后，我遇到了許多不怎么學習的韓國同學，輕輕松松就能考進來的港澳臺地區的同學，低調而神秘的、出身優渥的同學，通過各類特殊渠道加分有特長的同學。他們許多人都在本科階段去世界各地交換學習；那時我們宿舍的信箱里因此也經常收到各種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明信片。一位會唱歌劇的女同學，一會兒在西班牙，一會兒在古巴；一個馬來西亞籍的留學生，從巴黎給我寫信，要我快走出去看看這個世界；香港的同學去舊金山看姑媽；北京的同學暑假去了倫敦，明年夏天打算花好幾萬去耶魯參加暑期學校……

在考試中的逆襲的“學霸”們，后來怎么樣了？

寒門出身的同學并不多見，每個班級大概只有那么幾個。大多數人都比較低調，田田是一個例外。我的一個朋友田田，來自農村，她從不隱藏自己的成長經歷，并樂于與我們分享她的成長故事 — 她的家庭非常貧困，然而她也異常懂事，從初中開始就不拿家里一分錢 — 遇到她，是一個欣喜的意外，她的許多故事，都使我大開眼界。

她節省，努力，有時在這里打工，有時在那里兼職，在二十歲的年紀品嘗了許多本不屬于她這個年紀的女孩子的心酸。也就是她，執著地在大四的時候申請美國的高校，并且拿到了哈佛大學某個碩士項目的錄取通知書。然而最終她不得不放棄，因為沒有辦法籌到足夠的錢，支持她前往美國念書。作為她的朋友，我見證了她所有的拼搏，以及拼搏到最后不得不做出的妥協、讓步和放棄。

這之后，她曾經帶著很少的錢，跟團來過一次上海。我帶她逛南京路，帶她吃小籠包，又很擔心她身上錢不夠花。臨別的時候，望著外灘，她告訴我，這不是她的城市，而只是我的城市。她的神情是迷茫的。她非常優秀，充滿熱情。她也是我見過的最堅強的女孩子。

然而她獨自面對了許多失落的時刻。現在她仍舊在一個人默默打拼，在一個遠離家鄉的城市里，堅強地奮斗著，從來沒有放棄過。當年考上大學，她的故事上了當地某報刊的新聞頭版，一時轟動周圍。仿佛從那一刻起，人生就改變了，并且永遠地停留在了那個光輝的時刻。然而新聞并沒有持續地報道她的故事。

我們的社會依舊不斷去塑造這樣粗糙而蒼白的“學霸”故事，卻沒能追蹤做繼續的報道。

今天有多少清華北大的學生仍舊是出身寒門？這些寒門出身的優秀的年輕人在讀書期間，能否像那些出身優渥的孩子一樣負擔得起去歐洲和美國交換一個學期的費用，他們畢業以后，又能否負擔在北上廣買房和生活的費用，生存、繼而尋找到自己的生活？

更嚴峻的問題是，這些從寒門進入一流學府的學子，最后是否還能回到自己的貧賤之家，還是走得離家越來越遠？他們又將在哪個階層尋找伴侶，選擇在何地安身立命，他們的下一代，是否將站在更高的平臺上享受更豐富的資源？《我們的孩子》被譯介到了中國，使我更加期待對中國孩子的嚴肅追蹤式研究可以問世。

出生底層的中美年輕人，都要面對的困境

美國出身底層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尷尬當然并不少于我們。我的一位墨西哥裔的朋友，曾向我吐露她的經歷。她的父母是墨西哥裔的非法移民。從小她就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母親與父親離異以后，帶著她四處奔走，有好幾年時間都只是在一輛破車上生活，無家可歸。她通過努力，進入美國不錯的大學接受本科教育，并且成績優異。

現在她是常青藤拿全額獎學金的博士生，喜歡逛街，對紐約各種好吃的、好玩的，了如指掌。然而她畢竟沒有辦法像大多數常青藤學校的孩子一樣自信、無憂無慮。她曾經向我們坦言，她的親戚們絕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回到他們身邊，她往往不知道同他們談些什么；兒時所遭遇的父母離異的經歷，也顯然在她心頭留下陰影，她時常擔心遇到靠不住的“渣男”。

她的經歷很像是帕特南在書中分析的許多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他們自小生活在不安定、支離破碎的家庭里，有的在沒有父親陪伴的“組合家庭”（blended families）里長大。伴隨他們成長的不是其樂融融、充滿歡聲笑語的大家庭，而是發脾氣的、酗酒的父母，貧窮且吸食大麻和海洛因的鄰居，是居無定所、漂泊流離的生活。

帕特南指出，這些出身工人階級的年輕人，要經歷更多坎坷，才能獲取同齡人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資源，這是因為底層的父母往往限于階層和視野的局限，無法讓孩子接觸優質的社會資源，有時也沒有能力支持孩子念大學。此外，學校的諸多安排，也在擴大社會階層的差距（第206頁）。

這一點與中國的社會十分相似。在教育條件相對落后的鄉鎮，師資資源缺乏，而在師資資源相對集中的大城市，獲得“名師”的指導往往需要通過參加課外補習班。貧富差距非常明顯，寒門出身的孩子往往很少有機會在高考以前遇到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同輩或者長輩，然而這些對中產階級的孩子而言并非難事。

本科時代與一些同學一起走訪地方時，我們獲得了當地政府和領導的宴請，當時有一位家長立即就打電話請來自己即將準備高考的女兒。記得那晚我們紛紛向那個幸運的女孩子分享了自己高考的經歷，還留了聯絡方式，在高考的時候給她進一步鼓勵；而這樣的經歷，對寒門出身的孩子而言，根本是天方夜譚。

當然，我在這里集中討論了高考作為改變莘莘學子所屬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與局限性，然而眾所周知，許多看似不那么關鍵的考試，卻扮演著事實上也很關鍵的分化的角色。小學升初中就是一次關鍵性的分流，小孩子進入怎樣的中學決定了能否在最具備可塑性的年齡段盡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除此之外，在大學階段選擇何種專業，畢業以后是出國留學、在國內讀研究生還是參加工作、去哪里工作、選擇哪一行業，這些選擇都將在畢業以后塑造著我們的自我認同以及我們所屬的社會階層。

來自 Consumer Affairs

美國也是相似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在美國是隨處可見的、非常直觀的現實。教育資源的分配只是其中的一個面相。

紐約中央公園周圍立著許多漂亮的高樓，俯瞰哈德遜河和中央公園四季的風景，住在這些街區的孩子像天使一樣在街上奔跑，而往 Harlem 和 Bronx 走走，人口的貧困化程度就會馬上展現，你會看到無所事事的年輕人，許多一貧如洗，被視為潛在的罪犯；你會遇到戴著棒球帽一起活動的黑人少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帕特南在書中調查到的年輕人一樣，“粗俗無禮，滿口謊話，無證駕駛，還抽大麻”；費城、芝加哥、華盛頓都有這樣觸目驚心貧困的街區，而且貧窮往往與特定的族裔（尤其是非裔、拉丁裔）聯系在一起。

我曾遇到一個可愛的黑人男孩，年紀很小，不肯好好念書，但他卻像大人一樣一本正經地同我說：“你不知道，生活對于非裔美國人而言，一點也不簡單。”樣子非常好笑，但背后的事實也很殘酷。種族的差異在民權運動以后看似被淡化了，然而保守主義的回流一直存在，尤其在今天的美國表現尤為明顯。

在《我們的孩子》中，出生非裔底層家庭的謝麗爾告訴我們，她從未感到自己真正屬于她所在的班級集體，也無法真正融入白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種族主義隨處可見（第20頁）。

中美社會不盡相同的沉重

這一點中國社會當然要友好得多。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在中國的任何一所高校里，即便有社會階層、地域、戶籍各個方面的歧視，但至少不會因為自己的膚色遭遇歧視。當然，或許我們會住在四人間的宿舍，而來自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擁有外國國籍的同學，則很可能住在帶有衛浴和廚房的單人間，并且拿著獎學金，這些現實有時也會引發年輕人的思考。

然而在中國的高校里，我們處在一種完全被保護起來的狀態，吃食堂、上自習，過著相對簡單的生活，由種族和膚色產生的歧視似乎非常遙遠。這當然也是一種幸福。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后幾天，我聽一個十八九歲的亞裔女生發表演講，說她已經對這個世界徹底絕望，她是 LGBTQ 、是亞裔，父母是非法移民，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后，她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還會繼續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我聽懂了她在這個公開場合所試圖表達的絕望的意思。我當時極為吃驚，一個才十八九歲、那么優秀的年輕人，居然在這個年紀，就開始面對生活中那么沉重的東西；而這種沉重，與田田面對的卻又不同。

十八九歲的我們，生活大多數單純得好像一張白紙，考試是實現自己成功的捷徑，走到清華北大復旦交大或者任何一座 985 或 211 的高校，我們似乎就為父母和學校提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我們不大需要考慮讀書以外的事情，家長幫我們操心所有的一切。我們許多人是在念大學的時候才學會自己洗衣服、套被罩、掛蚊帳，并且覺得會這些就意味著獨立了；一直到念本科，家長偶爾還會收到學校的備忘錄，由輔導員寫一封信，向遠在另一座城市的他們匯報孩子的生活學習情況；一些不放心孩子的母親，還要跟到學校，住在女兒的宿舍里給她洗衣服、疊被子，同物理課上的助教交流孩子的考試成績……

在我們這些生活在夢里的年輕人糾結數理化公式和答題套路的時候，美國處在社會下層的年輕人很可能已經不得不開始面對由性、毒品和酒精構建起來的“焦慮、孤獨、毫無希望的生活”（第33頁）

非裔、拉丁裔、亞裔的年輕人，更必須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準備好應對隨時可能遭遇的公開的或是隱性的歧視。對帕特南而言，階層的差異已經真正創造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如果問我們在訪談中發現了什么”，帕特南寫道，“那就是：在今日之美國，中產階級的孩子，不論他們來自什么種族，是何性別，生活在哪個地區，言行舉止都驚人地相似；反過來，工人階級的孩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第305頁）

帕特南悲觀地指出，由于家庭和其他方面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美國夢曾經給予人們的關于機會平等的期望也正在逐步瓦解。

帕特南指出的這些問題深刻而又嚴峻，不過他所研究的個案樣本也帶有較大的局限性，幾乎沒有談及在美國人口越來越多的拉丁裔和亞裔所面臨的困境。

我剛才舉例談了一個拉丁裔底層出生的女孩子；亞裔的孩子中，不少是從中國大陸到美國的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我也遇到許多。作為亞裔，不論你念書再刻苦、表現再優秀，你總要做好比同齡人更優秀的準備。如果每天坐地鐵，“滾回中國”或者“ Chink ”這類侮辱性的字眼，遇到了也不要大驚小怪。就在前不久，網上還流傳著亞裔美國人群體回應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歧視的抗議視頻，而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本科留學生宿舍的漢語拼音名簽，還被對中國有惡意的人集體撕掉。

我的一位學業十分優秀的朋友告訴我，從她自小生活的曼哈頓華埠的底層社群，走到常青藤學校的精英社區，中間要經歷很多的曲折，要走很長的路，而即便她已經獲得耶魯、普林斯頓等數個名校有全額獎學金的錄取通知書，她都要時刻預備著比身邊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的同學更勤奮、表現得更加優秀，這種壓力始終存在，底層要突破自己原來所屬的階層，走到新的平臺，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